一九五五年秋，中南海怀仁堂内，正在举行授衔仪式。四十一岁的陈锡联身姿笔挺，被授予上将军衔，而在之后的另一场授衔仪式上，四十八岁的周时源从首长手中接过大校军衔，他神情平静，看不出有什么波动。

一九三五年，在川陕交界处，周时源担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，陈锡联是师政委。第十一师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师，能担任该师的军事主官，都是凭实战打出来的。那时周时源和陈锡联两人常挤在指挥所里，对着地图商量战术，配合十分默契。

在随后的长征时虽然条件艰苦，他们曾经分吃过一块干粮。而二十年革命生涯走下来，这对曾经并肩作战过的搭档，授衔时却有了差距。这一变化并非一日形成，其中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。

周时源出生于安徽大别山区的金寨，一九二九年，当地兴起革命，他也加入红军。起初在鄂豫皖根据地，从普通战士做起，因作战勇敢、敢打敢冲，逐渐升任班长、排长。真正表现出他的指挥才能，是一九三四年在川陕根据地进行的反“六路围攻”。

当时为打破敌人的严密包围，红四方面军决定在万源一带展开反击。关键的第一步，就是攻克敌军重兵把守的青龙观。那里山势陡峭，敌人认为红军无法攀登。上级把拿下青龙观这个任务交给了周时源所在的二七四团二营，他当时担任营长。战斗前夜，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亲临前沿察看地形，指着山头对他说：“打赢这一仗，要靠夜袭，要用巧劲。”周时源把这句话牢记在心。

八月十日夜间，他率突击队出发，没有走现成的山路，而是选择北面最陡的石崖向上攀登。战士们用绳索和带铁钩的竹竿，相互牵引，脚踏石缝，缓缓向上移动。接近山顶时，天色未亮，守敌大多还在熟睡。突击队突然开火，一举端掉了敌旅指挥部。这场胜利为全军反攻打开了突破口。战斗结束后，二七四团获“夜袭常胜军”奖旗。周时源也因战功晋升团长。

随后在嘉陵江战役中，攻打剑门关的任务又交给了周时源。剑门关素有“天下雄关”之称，地势极为险要。他率部从东侧山坡强行进攻，激战大半天后，部队终于将红旗插上关顶。因善打硬仗恶仗，一九三六年，周时源升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，师政委正是陈锡联。那时的周时源只有二十六岁，是红军中著名的年轻主力师长，普遍被认为前途光明。

一九三六年十月，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。然而会师后不久，由于当时复杂的内部情况，原红四方面军部分干部被安排进入红军大学学习，并接受组织审查。周时源和陈锡联的名字都在这份名单上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，抗战全面爆发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。部队整编急需干部，陈锡联随即被再次起用，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。

而周时源由于历史问题，在延安一直学习到一九三八年五月，才被派往华中抗日前线。这近一年的时间差，对他的军旅生涯影响重大。等他结业时，八路军各主力部队的指挥岗位已基本安排完毕。他没有能回到一二九师系统，而是被派往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担任副参谋长。从此，周时源和陈锡联两位老搭档的人生轨迹逐渐分开。

陈锡联在八路军担任主力团长，麾下有千余人，可独立指挥作战。而新四军游击支队当时刚组建，副参谋长主要负责协助支队长彭雪枫制定计划、处理司令部事务，直接带兵的机会很少。尽管这支部队后来发展壮大为三野21军，但当时规模有限、装备较差。对习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指挥员来说，一切需重新适应。

在部队中，老上级、老战友的了解和支持往往很重要。陈锡联在一二九师系统内，从团长做到旅长，身边多是旧相识。周时源却是只身来到新四军，周围干部多来自南方游击队，彼此陌生，他需逐步建立信任。

一九三八年十月，部队在淮阳窦楼与日军骑兵遭遇，周时源协助彭雪枫指挥击退敌人。这是他在新四军的首战，虽取得胜利，但战斗规模和意义，与他当年在红军指挥的大战役相比，仍有差距。

一九四〇年，发生了一件对周时源影响重大的事件。有报告反映他对犯错的战士有时会动手打骂；在处理缴获物资时，手续也不够规范。此时全党正在总结历史经验。打骂战士、本位主义等，被统称为“军阀主义”残余，成为重点纠正对象。周时源的问题作为典型案例被处理。上级决定调离他前线职务，召回延安，进入抗大学习反省。他的职务也随之停止。

这次回延安，和几年前的学习不同。气氛更为严肃，他住在窑洞里，每天学习文件、撰写检查、参加小组讨论。这时抗战正在激烈进行，大小战斗接连不断，抗日武装不断在壮大，有能力的干部也在迅速提拔。当他在窑洞里反省时，很多与他资历相近的战友正在建立新功。他的这次学习持续了几年，也让他错过了抗战中后期部队大发展的重要阶段。

抗战胜利后，全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。为接收新解放区，中央急需大批干部。周时源被列入北上东北的干部名单。这对沉寂已久的他而言，是一次重新出发的重要机会。

一九四五年十一月，周时源随队出关，来到东北担任吉林省乾安县县长，开始学习管理地方政务，这对打了半辈子仗的他是一项全新工作。乾安当时局势混乱，土匪和伪满残余势力活动频繁。

周时源到任后，很少坐在县政府里。他带领新组建的县大队，直接深入乡村剿匪、发动群众。他办事果断，雷厉风行，不到半年时间，各区乡政权逐步建立。但他内心最希望的，还是到前线作战。

一九四六年春夏，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的战斗日益激烈，部队急需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干部。周时源被任命为辽西军区保安第一旅第三团团长。接到命令，他马上交接完县政府的工作就来到部队报到。从红军时期的师长，到此时再任团长，名义上虽似职务降低，但只要能重新带兵打仗，他便充满干劲。

整个解放战争期间，周时源率领这个三团，从东北黑土地一直打到华北平原。参加过惨烈的四平保卫战，部队伤亡很大，但守住了阵地。辽沈战役中，他的团奉命在辽西一带阻击廖耀湘兵团。任务很明确：不惜代价拖住敌人，为主力部队合围争取时间。

这是一场硬碰硬的阻击战。国民党军炮火猛烈，阵地多次被突破，又多次被夺回。战斗最激烈时，弹药几近耗尽，周时源命令战士们上好刺刀，准备与敌人白刃相搏。最终他们守住了防线，廖耀湘兵团未能从此突围。攻打天津时，他的团同样担负配合主力的任务，打得稳健扎实。

全国解放后，周时源先后担任华南军区西江军分区司令员、江西省军区抚州军分区司令员。从级别上看，这些属于师级岗位，与一九三六年他任红十一师师长时的级别名称相似。但谁都明白，此时的“师级”与当年的“师长”性质完全不同。

二十年前，他是红军主力师的军事主官，指挥能征善战的野战部队，常在决战中担当主力。二十年后，他管理的是军分区，主要负责地方治安、民兵训练、兵员动员等工作，职责和分量已发生根本变化。

此时他一九三六年的老搭档陈锡联，已是解放军炮兵司令员，早在一九五二年全军干部评级中，就被定为“正兵团级”。周时源兜兜转转近二十年，名义上回到了起点，而当年并肩的战友，早已站在更高位置。

一九五五年，解放军实行军衔制。评衔主要依据两个标准：一是一九五二年评定的军队级别，二是授衔时的实际职务。周时源授衔时担任军分区司令员，为正师职。根据规定，正师职对应的基准军衔为大校。

虽然周时源有着红军时期的战功，也获得一级红星勋章，但他在抗战重要时期的履历存在长期空白，解放战争初期又从团长任起。这些实际情况，在严格的评衔标准面前，都成为影响因素。因此，大校军衔是对他直至一九五五年全部革命经历的一个总结。

授衔当天，他穿上新军装，佩戴好大校领章肩章，拍摄了一张照片。照片上的他面容平静，看不出太多喜悦，也看不出什么失落。

授衔之后，周时源的老战友陈锡联此时已是中央委员、解放军炮兵司令员，后来还担任过沈阳军区司令员等重要职务。陈锡联没有忘记这位老战友。他多次向总干部部及有关领导提出：周时源同志打仗内行，过去战功显著，身体也好，能否让他承担更多工作。

此后，周时源调任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，后又担任陆军第二十八军副军长。一九六四年，全军再次晋衔，周时源由大校晋升为少将。这颗将星来得虽晚，但终究是对他近四十年革命生涯的最终确认。

一九七四年六月，周时源在上海病逝，享年六十岁。在他的追悼会上，陈锡联送来了花圈。这段始于川陕苏区，历经战火与和平岁月的老战友情谊，就此静静落下帷幕。